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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佛教文化战略研讨会在京举行(组图)

2016-12-21 14:04:53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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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促进“一带一路”佛教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佛教文化战略研讨会2016年12月18日上午在位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9号楼的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会议室举行。图为研讨会屏幕。(中红网布铁威摄)

参加“一带一路”佛教文化战略研讨会的嘉宾们在一起合影留念。(中红网布铁威摄)

旨在促进“一带一路”佛教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佛教文化战略研讨会2016年12月18日上午在位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9号楼的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会议室举行。图为研讨会会场。(中红网布铁威摄)

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袁雍在主持研讨会。(中红网布铁威摄)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尼泊尔中华寺方丈、深圳弘法寺方丈、三亚南山寺方丈释印顺在发言。(中红网布铁威摄)

袁雍会长(右)和释印顺副会长合影留念。(中红网布铁威摄)

   中红网北京2016年12月18日电(江山、李刚、布铁威)旨在促进“一带一路”佛教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佛教文化战略研讨会今天上午在位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9号楼的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会议室举行。

   今天的研讨会由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主办,新疆福成集元投资有限公司承办。为什么要举办这次研讨会?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袁雍在主持研讨会时说,在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上,习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工作”。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联系实际,深入学习,一致认为这一指示极为重要,是增强中华文化宣传效果的光辉指南,也是促进“一带一路”战略落实的根本措施。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广泛,易于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因此,为了深入贯彻讲话精神,促进会决定召开“一带一路”佛教文化战略研讨会,集中研究佛教文化的对外宣传与交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互通,加深相互间的友谊与合作,形成强大的软实力,为“一带一路”的发展助力。

   来自各界的嘉宾参加了今天的研讨会,他们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尼泊尔中华寺方丈、深圳弘法寺方丈、三亚南山寺方丈释印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南昌佑民寺方丈释纯一,中国军事教育学会士官教育研究会理事、国家开放大学八一学院院长张一尘大校,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顾问王志远,国家宗教出版社社长任继春,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黄克克,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副会长苏慧林,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秘书长肖雨青,中红网总编江山,新疆福成集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安江,资深电视人李嘉辉等。

   释印顺副会长、释纯一副会长、王志远顾问、任继春社长、刘宇主任、黄克克教授等嘉宾,先后在研讨会上发言。资深电视人李嘉辉在研讨会上念了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杭州灵隐寺方丈释光泉的发言稿。

   释印顺副会长等在研讨会简要介绍了“一带一路”沿线佛教文化的历史发展与现状。自古以来,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古代中外贸易的线路,也是一条宗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上很多国家盛行佛教。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有不少外国或中国僧人取道丝绸之路,其中最著名的有玄奘大师、法显大师、昙摩耶舍法师、菩提达摩祖师、义净大师等。玄奘大师、法显大师等高僧所具有的民族忧患意识、舍身求法精神、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以及对时代需求的高度敏感性,感动着无数中国人,被后人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大师的精神和智慧,在当今社会依然鼓舞人心。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早期中国佛教在吸取印度佛教的思想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各种宗派。这些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又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求法及弘法僧侣们接受或传送的不仅是珍贵的法宝,还有先进的文化和真诚的友谊。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沿着丝绸之路作为友谊的纽带,把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等亚洲地区的国家和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

   嘉宾们建议,各界应当积极组织力量走出去,多和各国佛教人士进行交流和接触,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与友谊。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走出去”,既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当然内容,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于“文化软实力”还有诸多论述:“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这些论述为我们讨论“中国佛教走出去”提供了指引和遵循。中国佛教走出去的前提,就是要“内修其身”,加强中国佛教自身的“主体性建设”,这是属于夯实中国佛教文化的根基和前提。

   有的嘉宾谈到,所谓“主体性”,它的核心应该是“中国佛教”,或者说“中国化的佛教”。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建立“主体性”。对佛教的思想义理、戒律、组织形式、修行方法,以及如何把握政教关系、处理宗教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都融入了中国文化基因与精神特色,最终使佛教成为“中国的佛教”,而不是“印度的佛教”或者其他地区的佛教。很多人看到“一带一路”,更多想到的是茶叶、瓷器、香料等“物”的交流,实际上这条路上精神文化的交流更为重要。可以说,佛教就是“一带一路”输送给中国最宝贵的礼物,使中华文化得到丰富的营养和收获。佛教进入中国后,与本土的儒、道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绚丽灿烂的文化。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佛教中国化过程仍将持续,换句话来说,也就是适应当前的时代、当前环境的问题。而对此内容的挖掘和研究,其实做得还不够。既然要“走出去”,与其他的宗教文化沟通与交流,必然首先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佛教的特殊之处究竟在哪里?它与其他宗教,或者是与其他地区的佛教区别在哪里?我认为,这是中国佛教走出去必须首先明确的,而且要大力倡导的。在八大宗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当代中国佛教自身的修学体系”,可见这个问题很迫切。这就是我们说的“主体性”的问题。“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基础都在于此。

   有的嘉宾指出,我们就是要探究什么是中国佛教和中国佛教文化。概言之,中国佛教的特质就是大乘佛教,就是菩萨道的佛教。八大宗派、五大菩萨和《汉文大藏经》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成果与良好载体。唐代的繁荣与国际地位,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通过汉文编纂的大藏经已经成为东北亚佛教共尊的文本,朝鲜半岛和日本国的许多重要文本都是中文版本。

   至于中国佛教走出去的传播方式,有的嘉宾指出,中国佛教走出去,也需要讲究方法论,即需要选择的精准的承载方式或者传播方式,方可收到良好的效果。也就是要“外化其形”,丰富中国化佛教的“教化载体”。不同的宗教,不同地区的佛教,都有它特殊的表现方式。中国佛教走出去,就是要将最能展现中国佛教的价值观念、最能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承载方式。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佛教文化,包括佛教书画艺术等内容丰富的佛教文化是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的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已有八九十项与佛教相关,如智化寺京音乐、五台山佛乐、唐卡,和影响较大的江南佛事仪轨,如水陆法会、焰口、各种忏仪等。一个是佛教的“修行载体”。无论是佛门八宗的出现,还是“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以至近代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提出,都是在中国化佛教的同时,赋予了佛教更加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其中,“话头禅”或“默照禅”以及天台止观的修行方法等,都是中国佛教最具特色的承载方式,只是路径与侧重点不同。前者在现实操作层面更为方便,容易超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壁垒,是一个“切入点”;但是后者是中国佛教走出去的核心和本质,是最终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佛教的国际交流比较成功的是:佛陀的圣物供奉展示和世界佛教论坛与中韩日三国佛教会议等。但是,并未能真正走出去,扎下根来。两者应该协同并进,不可偏废。如何平衡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中国佛教文化如何走出去?释纯一副会长等建议,要扩大中国化佛教影响力的“广度深度”。“广济众生”作为文化的中国佛教,无疑是最好的纽带。至于如何走出去,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重视:

   一是要注重对于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区的传播,比如东南亚、东欧、南美洲。现在通常的做法,是把传播的重点放在西方少数发达国家。这样做的好处是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实际利益比较少,而且要在这些国家真正扎根下来并不容易,受众群体也往往局限在华人群体。如果能够将视野放得更为广阔,阻力相对较小。

   二是注重立足于当地文化和当地社会。现在中国佛教在海外的传播,基本上是首先从世俗的公益慈善、教育等着手,逐步取得当地民众的心理认同,然后再开展宗教活动。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弘扬方式。但是不能仅仅局限在这些范围。中国佛教走出去,也同样有一个本地化的问题。因此佛教传播要立足当地文化,并且深入参与到当地的社会事务中去,对当地的社会事务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举措,需要在世界各地建立实体性的“点”,这些“点”的规模不一定要很大,但是一定要能够“接地气”。国际上的宗教团体的运营,有很多“国际上”通行的惯例,这与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只有吃透这套规则,经过长久的努力,才能真正完成与当地文化的适应和融合。

   三是要注重发展国际上的“佛教信仰人口”。信仰人口的基数与话语权是成正比的。要在西方文化的传统中发展“佛教信仰人口”,必须有相应的“方便法门”,有时候不能太拘泥于形式。

   四是要注重在组织形式上加大力度,增强“主导”意识和担当精神,当今既有的世界范围的宗教、文化组织,背后大多都有国家利益之争的影子,甚至大多被欧美国家控制,在这个范围内与其谋求合作并不太现实。只有自己发挥中国佛教的特色优势,建立中国佛教特色修学体系为主导的国际性佛教组织,才能取得制定佛教国际共尊的规则,真正取得国际话语权。

   还有的嘉宾指出,中国佛教走出去还有一个人才培养战略。中国佛教走出去的任务,终究是需要以僧才为主体来完成。这些僧才,最重要的是在佛教学识和修行上有造诣。其次,还必须要具有弘传中国佛教优秀文化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具有坚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又具有开放的思想观念和国际视野。这个问题也谈得比较多,我们只是指出一点:对于僧才的培养,不仅仅是语言训练的问题,更是思维训练的问题;不仅仅需要理论修养,更需要宗教上有造诣(既通宗又通教,经律论与戒定慧同步优秀的复合性僧才,即“现代高僧”)。佛教教育与互联网佛教的运营。专业性的佛教人才培育与专业性的佛教学校的设立迫在眉睫。中西文化差异很大,西学东渐已经近200年了,但是对思维方式的差异的认识却远远不够。对于中国佛教界人士来说,更是一个瓶颈。佛教是“一带一路”带给中国的思想瑰宝,我们既是佛教传统的“继承者”,也是继承发扬佛教宗义的“守护者”,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者”,同时更是发扬中国化佛教优秀传统的“教化者”。中国佛教走出去,不仅仅是佛教僧团的事,也需要政界、学界的支持。应该呼吁相关部门,对佛教团体走出去给予“方便法门”,建立支持佛教走出去的政策环境。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南昌佑民寺方丈释纯一在研讨会上发言。(中红网布铁威摄)

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顾问王志远在研讨会上发言。(中红网布铁威摄)

资深电视人李嘉辉在研讨会上念了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杭州灵隐寺方丈释光泉的发言稿。(中红网布铁威摄)

国家宗教出版社社长任继春在研讨会上发言。(中红网布铁威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黄克克在研讨会上发言。(中红网布铁威摄)

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宇在研讨会上发言。(中红网布铁威摄)

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秘书长肖雨青(左)和新疆福成集元投资董事长张安江在研讨会上。(中红网布铁威摄)

袁雍会长(左)和释纯一副会长合影留念。(中红网布铁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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